陳勇勤

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：“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”“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，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”。歷史是一面鏡子，鑒古知今，學史明智。財稅制度自古有之，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史孕育了豐富的關于財稅制度的思想。從古代財稅思想中汲取智慧，對于今天建立現代財稅體制具有重要價值。

財政隨國家的產生而產生，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從先秦到明清，符合仁政的財政原則可歸納為“斂從其薄”（《左傳·哀公十一年》）、“節用而愛人”（《論語·學而》）。前者針對財政收入，后者針對財政支出。中國古代思想家們認為，“夫農工商賈者，財之所自來也”，既要養護財源，又要取財有度，稅收必須“斂從其薄”“彼有余而我取之”，實現“其所有余”，如此才能實現“農工商賈皆樂其業”。

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，是財政支出的一大原則。宋代王安石提出：“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，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。”在古代，財政支出除用于政府公職人員俸祿、軍費等涉及國家治理和國家安全的事項外，還用于社會救助、公共事業支出等公共服務事項。最為人知的就是荒政制度，即為應對災荒而建立的賑災制度。比如，建立常平倉來調節糧價、應對糧荒。荒政制度一般有“治標”和“治本”兩種方案，治標主要是賑濟災民和以工代賑，治本則強調興修水利和儲備糧食。公共事業支出也是財政支出的重要方面。在西周時期，財政支出中就明確列有公共設施建造、災荒年頭的補貼、政府公職人員的撫恤贍養等項目。自漢唐以來，財政支出還包括興修水利、交通建筑、城市建設、賑濟撫恤等項目，以及農田水利建設、江河治理、興建內河航運工程、漕運等大工程。

維護公平正義一直是中國社會的重要價值追求，孔子就曾提出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的政治主張。為了實現社會公平，中國古代思想家們強調稅收制度的“至平”“趣公”原則，希望通過發揮稅收的杠桿作用來調節收入分配。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提出了“均天下之財，使百姓無貧”的政策主張，強調政府要承擔起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能。北周時期的蘇綽認為，如果在租稅上能夠“斟酌貧富”，合理地劃分等次，只要方法適當就能夠實現“政和而民悅”，實現“均無貧”。明太祖朱元璋提出，賦稅要查驗農戶“丁糧多寡，產業厚薄”，按民戶負擔能力制定差別稅率，其中包含均衡民戶收入的合理因素。除了調節收入分配，古人還主張保障社會困難群體的生活。《管子·入國》中就記載了管仲治齊時提出的“老老、慈幼、恤孤、養疾、合獨、問疾、通窮”等舉措，這可以說是社會救助和優撫等制度的雛形。

受農業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、封建社會生產關系和封建專制思想等因素的制約，古人關于財稅的很多美好愿景并未實現，但其中蘊含的智慧和理念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。今天我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財稅制度，既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立場，也充分體現了我國古人關于財政要斂從其薄、節用而愛人和惜民之力、愛民之財、恤民之患、體民之心等原則和理想。2005年，我國全面免除了農業稅，在中國延續2000多年的農業稅正式成為歷史，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。黨的十八大以來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深化財稅制度改革，強調“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”，提出“要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，堅持預算法定，發揮集中財力辦大事的體制優勢，加強財政資源統籌，突出保基本、守底線，強化預算對落實黨和國家重大政策的保障能力”“發揮稅收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性、支柱性、保障性作用”“完善以稅收、社會保障、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，解決好收入差距問題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”等一系列重要論述。這些重要論述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、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，充分吸收我國古代財稅思想中的智慧，使財政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的原則得到進一步落實，使財稅制度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、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得到充分彰顯，使我國古人對財稅的美好愿景成為現實，有力促進了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提升。

（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）

《 人民日報 》（ 2021年11月29日 09 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