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工智能是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技術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重塑著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，深刻影響全球經濟格局和治理體系。

據斯坦福大學《2025人工智能指數報告》顯示，多國啟動千億美元級人工智能投資計劃，力圖在這場技術競賽中搶占先機、拔得頭籌。然而，在資本主義占主導的當代，技術并非完全中性的力量。當人工智能被嵌入以資本逐利為導向的全球市場體系，其發展方向和治理規則不可避免地服務于資本邏輯。發達國家憑借其在技術研發、數據積累、人才儲備等方面的優勢，不斷鞏固其在全球人工智能產業中的領先地位；而發展中國家則面臨著技術鴻溝擴大、數據主權受制、產業轉型升級困難等多重挑戰。以非洲為例，因電力和網絡基礎設施薄弱，當地數億人口難以接入人工智能服務，智能鴻溝日益拉大，反映了資本主義長久以來的剝奪性積累。此外，這種技術博弈邏輯加劇了全球不平等的風險，導致隱私泄露、算法偏見、就業沖擊等問題愈發凸顯，普通民眾正被迫承擔技術進步帶來的隱性成本。

因此，全球共治成為人工智能治理的必然選擇。人工智能技術具有顯著的跨國性、復雜性和不確定性，單一國家所制定的政策和法規難以有效應對其帶來的全球性挑戰。從訓練數據的跨境流動到算法模型的全球部署，從開源社區的協同開發到技術風險的連鎖傳導，無一不需要國際社會攜手共進、共同努力。然而，全球共治絕非簡單的規則疊加，而是需要在“不可能三角”中尋找平衡，既要維護各國數字主權，又要保障技術互聯互通，還需建立風險共擔機制。全球共治要求各國在尊重彼此主權的基礎上，尋求共同的價值追求和利益契合點，以新型實踐智慧創新制度設計，將技術競爭的壓力轉化為協同治理的動力。

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需要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全球治理架構。過去由少數科技強國單邊主導的治理模式，已難以適應今天的現實格局。各國政府可以通過雙邊或多邊協議明確數字主權邊界，在數據跨境流動中，采用“數據本地化存儲+安全傳輸通道”的混合模式，既保障國家對核心數據的控制權，又允許非敏感數據在受監管的跨境網絡中流通。企業需承擔技術透明化責任，公開基礎算法框架供全球開發者共同改進，同時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數據溯源，確保主權國家可追溯數據流向。國際組織可以設立專門的人工智能治理機構，平衡技術巨頭與普通民眾的利益訴求，例如歐盟《數字市場法案》要求科技巨頭開放數據接口供中小企業使用，既維護了歐洲數字主權，又促進了技術生態的互聯互通。

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需要建立科學合理的分級風險防控機制。要有效管理人工智能帶來的風險，需要各國共同參與構建技術、應用、倫理的三級風險防控機制。在技術標準層面，要聚焦技術標準統一，推動建立全球統一的人工智能芯片能效標準，避免各國因技術壁壘重復建設造成資源浪費。在行業應用層面，建立行業風險評估模型，特別是醫療、金融、交通等重點行業，通過國際合作建立風險評估與事前認證機制，確保技術應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。在倫理規范層面，必須對自動駕駛、人臉識別等高風險場景制定明確的“紅線規則”，并設立全球人工智能風險補償基金，保障各國用戶權益。通過這樣多層次、全方位的風險防控，才能確保人工智能技術真正造福人類社會。

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需要不斷創新治理工具與能力建設機制。在技術層面，研發支持多語言、多法域的智能合約平臺，基于區塊鏈的“數字治理沙盒”，允許跨國企業在受控環境中測試新技術，同時自動適配各國合規要求。在制度層面，推廣“監管沙盒”國際互認機制，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與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簽署的協議，允許通過一方沙盒測試的金融科技產品直接進入對方市場。此外，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人工智能發展，發達國家應該給予實質性支持。例如，英國帝國理工學院與清華大學開展國際產學研合作，成立了智慧電力及能源系統聯合研究中心。圍繞人工智能在電力系統仿真、市場機制設計、故障診斷與預測維護等領域展開聯合攻關。該中心已在多地開展示范工程，部署了基于 AI 的智能配電網項目，實現了“跨境數據互通”和“算法協同優化”。同時，中國近年來也在東盟、非洲等地建設人工智能聯合實驗室，提供設備與培訓等系統支持，這正是對“技術平權”理念的有力踐行。最后，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能力評估指數，定期發布各國在數據主權保護、技術開放度、風險防控能力等維度的評估，形成激勵與約束并存的良性治理生態。

當前，人工智能治理正處于全球制度重構的關鍵期，其根本應立足于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。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，一直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，并在人工智能國際合作中展現出開放、包容、務實的姿態。只有攜手合作、協同治理，以全球共治回應全球挑戰，才能讓人工智能真正成為增進人類福祉的公共產品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更強動能。（夏源澤，英國帝國理工學院電子信息工程博士研究生；張芳麗，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生）